我国电力工业一直稳健运行在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履行清洁能源战略的实施轨道中。时下，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和社会对电力工业构成了诸多新挑战。
　　中国电力工业的新环境
    电力工业面临发展空间的紧缩。近年来，因中国威胁论的扩散和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市场的空间已经受到压迫而紧缩，产品出口和来料加工承载了大量电能的输出，其背后的环境、资源和社会压力日益加大；在金融危机阴影下，发达国家迅速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使得中国技术与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者和替代者摩肩接踵，不让须臾。国际上缘于经济和资源的政治制衡、领土之争、货币交锋和贸易对垒，蓄积的风险正沿着各供应链逆行，例如转型期香港工业用电下降率曾经大于13%，这些变化也很有可能困扰国内电力工业的发展，需提前明察秋毫才能做到防微杜渐。
    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陡增。我国电力工业履行着公共事业的职能，现行管理体制是厂网分开之后的有限竞争型发电市场。经历了十多年的运行，已经在电力工业内外积聚了类似于电网和发电、煤炭和发电、央企和国企、国企和民企、输煤和输电、风电和光伏、充电和换电等相关问题。这些不容易依靠传统管理方式调和的，且在电力技术、管理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电力工业日益严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将扑面而来。
    从电力市场角度观察，国际市场竞争导致的国内重化工产业结构调整和雾霾等重大环境难题正在从两端对以煤电为主的电力企业的管理能力构成挑战。煤炭市场的价格波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电力供应的上下游对电力企业的发展构成阻力。所以，如今电力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环保和提高电力工业效率方面的要求。
    电力市场化改革在认识上存有迷茫。理论上任何产业和企业的渐进式改革都是它适应环境的途径，因为企业的环境变化，战略就要跟着变，而管理体制是支撑战略执行的最重要基础。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的延迟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在电力企业经营现实中，纯经济学的改革理论与电力产业界的专业化实施存在较大距离，这不仅是认识上的距离，还有技术上的障碍。要厘清认识上距离的根源，不得不回到上个世纪末理论界关于电是否是商品的大讨论。首先，如果电是商品，是具有公共属性的商品，电力公司自主经营、有限市场化电价和市场配置资源应当成为电力产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宗旨。其次，如果电只是一项技术，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新增投资、保电等决策便是重中之重的业务。未来如果进行市场化改革，现有的电力技术体系则要按市场规则运行重建，这与传统电力系统的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距。第二，存在惯性思维。电力供应的安全性是能够摆在桌面上的业绩，上下齐心保障全社会不断电，是最大的讲政治，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从长远看，如果没有长期战略决策、没有对市场系统风险的足够预警，电力产业的脆弱性会明显增强，甚至可能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风险度增高。
    新兴技术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在移动互联网概念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金融业态，正在推动实业界的人才、技术、投资、融资、财富、就业等观念转变，电力工业面临的全要素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关系到电力生产经营效益和风险的所有要素的价值定位、来源渠道、利用方法、转换速度、产出效应等等，都在发生着激变。如果把现代技术的演变粗略地分成几个阶段——大型化和微型化、局域信息化和网络化、PC互联和移动互联等几大阶段，目前中国电力工业的技术发展定位大约还在起步或第二阶段。当技术和社会发生着突变时，经营者的超前视野和决断力是有限的，必须转而依靠机制去快速响应变化、挖掘潜力，通过一定程度的分散经营，来减少风险。毕竟最终风险是什么，风险有多大，产业脆弱性多高，当危机没有到来时，谁都无法预计。新技术给电力市场的发展和运行提供了技术基础。
    公共事业型企业要考虑如何放松管制。长期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在新的治国方略下，市场发挥决定作用配置资源，电力工业管理体制与之相配套的理念，就要考虑放松管制，当煤价涨跌没超过宏观通胀的风险管控区间，就让企业自己去消化，该亏该盈自担风险，不能因为煤价涨跌，就马上变动电价。当管理体制科学化后，变动电价的出发点主要从需求端考虑，从经济平稳运行考虑。对电力企业的管制，政府只需要在管理体制上纲举目张；在市场机制上守住公平。
    构建中国电力工业的新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将迫使电力管理与技术二者之间进行对冲，一改原地踏步状态，渐进式推进电力工业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才能使电力技术与管理方面的障碍尽快化解。
    电力管理体制这一问题在十多年前就是老生常谈了。当下，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亚太区最具领先地位的负责任能源供应商，代代相承。而对于我们即将要建设的新的电力管理体制的宗旨也应向“提供无污染、高能效、合理成本和优质的售电服务”趋近。电力管理体制及其电力公司的新战略可以在这一新宗旨之下进一步完善。
    电力管理体制设计具体包括生产供应、交易和环境三个普适性目标，生产供应是电力管理体制的核心，包括的内容有发电容量、可靠性和电能质量、初级电源和储能等；交易子目标应包括电力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电能与碳交易所的建设，其内容有竞争与创新、合理价格与高能效、垄断和规制；环境子目标可以分解为各种发电用自然资源、气候变化和后京都议定书承诺。新的管理体制一定要体现当前电力工业运行在“环境第一”的宗旨下，为国民经济提供优质电能。
    科学的电力管理体制的最终目标是电力产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推进渐变，以降低风险。电力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策，非传统电力企业管理可以解决。如果没有改革勇气、没有多个可选择方案、没有深思熟虑的风险掌控能力、没有对事物发展后续的逻辑预见，电力市场化改革只能流于“点状”改革，俗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在“供应链上”和“产业面上”的科学改革。而后两个方面的改革针对的是中国式电力产业链在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各环节上的交易，除终端售电价格之外的环节政府定价可逐渐淡出，用交易中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理顺电力产业链，这样的价格信号才能准确地获得全产业链和用户的实时响应，让电力投资、生产和消费走向可持续的轨道。